金庸:下辈子还做记者_新声音 - 澳门博彩游戏娱乐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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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8-11-09 00:47 新声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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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是查良镛的事业,《明报》是他一生的奉献。

文 | 阿树 编辑 | 吴钩

不是金先生,不是金大侠,人们叫他查生,从总编辑到排字工人,上上下下,无不如此。

查生长着国字脸,四四方方,喜欢笑,一副眯眯眼,有江南人的温柔,严肃中带着木讷。

在报社里,查生并不是滔滔不绝的老板,他广东话不太好,国语也不怎么样。跟员工和作者们交流时,查生更喜欢传字条。他在字条上写错别字的矫正、标题的修改、以及稿子意见处理。十多年里,查生在明报到底写了多少字条,无法。但合在一起,必然是一部创报史。

恣意飞扬的小说背后,其实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报人,大半生奉献给报馆。

查良镛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退学后,尝试过自己办一份刊物,但纸价飞涨,创刊就成了终刊。后来他就去了东南日报做翻译,每天晚上八点开始工作,一边听广播一边翻译。枯燥的工作之余,小查化身咪咪博士,主持幽默副刊,讲一些生活笑话,偶尔也来点恐怖故事调节情趣。

1947年,小查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做翻译,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新闻圣地,代表着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正气。《大公报》有许君远、胡政之这样的前辈楷模,让金庸感到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。

不过,当他的命运与《大公报》一起打包到香港时,思想上的裂缝出现了。香港《大公报》断绝了过往知识分子立场的传统,成为一份左派报纸,作为员工,他时常感到违背本意的难处,不免失望和苦闷。

1957年,查良镛离开《大公报》,没有任何资本背景的情况下,创办了《明报》。查良镛主张要办成一张精致的、生动的、健康的小小报纸,迎合港人“好笑又好气”的读报口吻。

随后,他又探索出新的策略,提出“公正与善良”的办报理想,主张不左不右,绝对中立。这种既想严肃又要轻松的定位,在艰难的办报初期,摇摆不定,导致《明报》不见起色。到了60年代初期,靠着大量猎奇、猎艳的低俗新闻,《明报》好歹才涨了一些发行量。

另一边,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不断发起攻势, “神雕”和“倚天”两部长篇同时连载,外加《白马啸西风》这样的短篇小说,火力全开,以挽救发行量,以至于金庸本人也成了部实打实的写稿机器。

1962年,大逃港发生,每天几千人涌入香港,港英当局开始大抓捕,《明报》的记者们开始愤恨不满,每个人都在质问,“这样的大消息为什么不登?”

机会面前,查良镛却顾虑重重,担心《明报》出风头会影响未来的生存,不过一番思想斗争后,查良镛最终派出了大部分记者。5月15日开始,《梧桐山上惨绝人寰》、《边境汕头一篇呼儿唤母声,闻者心酸肠断》等标题开始出现在这家娱乐性的报纸上。查良镛也发出了《火速!救命!》的社评。

一向主张中立的他,甚至开始主持报社的救援,派送救济品。

实际上,受过老《大公报》熏陶的查良镛,“文人论政”的梦始终潜伏在他生命当中,他的野心,绝不只是写写娱乐大众的小说。

于是,金庸写小说,查良镛就写社论。《明报》在读者中权威性的建立,也离不开查良镛的社论。社论有时用来呼吁社会良知,有时舌战群儒,更多是尖锐批判恶政,体现了很强的思想性。尤其是到1959年底开始,原本三天写一篇,变成每天都写。

六十年代中期,查良镛在社论里预感到了内地政治的变化,预测大变局将临,随后“文革”爆发,对时事的分析非常精准。

亦舒找金庸加稿费,查老板倒是干脆:“你又不花钱的,加了稿费有什么用?”亦舒在他的报纸上写专栏骂他,他笑:“稿照样登,稿费照样一点不加。”

作家林燕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,金庸换了一套说辞:“你那么爱花钱,加了又花掉,不加!”

《明报》的老员工们抱怨查老板工资开得低,却给新员工开很高的工资。查老板对外说明报不炒人,这是事实,但只是事实的一半,大部分人因为工资太低了,主动离开,哪需要他炒。

微薪制阻挡不了求职者对《明报》的热情,来这里工作,毕竟是光荣。

凭借着精明的经营策略,《明报》逐步开始集团化发展。1965年,查良镛创办了一份纯粹精英主义的思想刊物,《明报月刊》。“明月”二字,从此成为华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圭臬。之后,一份偏重风花雪月的娱乐周刊也登场,《明报周刊》。

另外,随着《新明日报》、《新名晚报》、《华人夜报》等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创办,查良镛的报业王国,逐渐形成规模。

二十年惨淡经营,《明报》日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,创造了最高销量,明报周刊发行量也一度超过30万。1990年,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,1991年冲破1亿。

正是在这时,查良镛决定转手卖掉明报。接手的是一位名叫于品海的年轻人,与查良镛毫无关系。没多久,《明报》再度易手,查良镛一手打造的报业帝国,也转入颓势。

报纸是查良镛的事业,《明报》是他一生的奉献。1996年,明珠台采访查良镛,他毫不犹豫:“下辈子,还要做记者。”

来源|南都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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